电影《我不是药神》中有句经典台词，“这世间只有一种病，叫穷病”。

电影里边那个深受病苦的老奶奶，拉着警察的手说：“领导，能不能不抓卖药的人啊，他卖的药不是假药，我是病人，我知道的。但是他的药便宜啊，他不赚钱的。这三年，我吃的都是四万块一盒的药，房子被吃没了，家人被吃垮了。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你不生病吗……？”

《我不是药神》的英文名字Dying to survive译为“向死而生”，很贴切啊。《我不是药神》戳中了国人的痛点屏幕前哭声一片，看不起病真是感同身受。有一种病叫穷病，有一味药叫保障，中国人需要福利。

“从摇篮到坟墓”，以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保障体系被视为“均富社会和避免冲突的理想模式”。2008年以来，在西方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政府债务危机及其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对全球带来深刻而持续的影响。中国主流经学家们形成一股潮流，嘲笑高福利国家，把欧债危机的原因归结于高福利，谆谆告诫国人谨防“福利病”和“福利陷阱”。这就好比经济学家对一个还吃不饱饭的说少吃一点，预防肥胖症。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就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

经济学家们脑洞大开，低福利成了国家的优越性和竞争力，还要求人家来学习。在经济学家眼里，高福利养懒汉，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高福利、高税收提升了劳动力成本，使得福利国家经济竞争力与活力不足，从而加剧失业问题。

原来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十几年前有个论断，“不要说高福利，低福利连零福利都没有，中国的福利制度一直都是负福利，就是扩大差异的福利，而不是减少差异的福利。”

秦晖一直很反对“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下过多强调福利国家有多么危险”这样的说法，非常赞成政府搞民生工程、改善福利，但问题是中国一搞福利政策就容易搞成“负福利”，给弱者的福利往往没有给特权者的福利增加得快。秦晖说，江苏省在2007年时，八千万的人口里，全额公费医疗只有14万人享有。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福利也发展很快，截至2018年6月，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口超过13亿；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11.5亿人。总体而言还是低保障低福利阶段。要不然大家不会看着《我不是药神》而哭泣，为电影更为自己。

有经济学家曾说过，中国自1978年来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其中一项关键武器就是靠勤劳而廉价的劳动力弥补了制度资本的不足，成就了过去几十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现实：一方面中国GDP每年都在赶英超美，另一方面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更拼命，但仍然不怎么有钱。

低工资低待遇低消费低保障，所构成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发展的一大优势。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几十年都看作是中国的竞争力那简直就是一个悲剧，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降低成本有的使用童工，甚至出现了“黑窑奴”这样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新时代的包身工。富士康员工在不到半年时间，就连续出现13人跳楼自杀事件，马云侃侃而谈996，一点劳动法的概念也没有。

值得警惕的是某些西方经济学家也鼓吹中国不需要高福利，难道中国就永远都是给西方打工的吗？

特约翰·奈斯比1997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亚洲大趋势》，说全世界现在都给福利国家搞坏了，只有中国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奋斗，因此特别吃苦耐劳，创造了经济奇迹。

罗伯特·蒙代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能够从这场危机中学到什么经验的话，就是不要引入欧元区的社会模式，即这种福利社会模式。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高福利影响了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影响了国家竞争力，实际上这是一个靠不住的结论，使得福利制度成为经济危机的“替罪羊”。

文章来源：《中国药物经济学》 网址: http://www.zgywjjx.cn/zonghexinwen/2021/0208/700.html